更精彩的是第二个回合。

不过，关于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各方却见仁见智，有人认为现行制度只是解决人案矛盾的权宜之计，也有人认为这项改革将是提升司法民主的破题之举。如果陪审员泄露了陪审团工作情况，可能被判6个月监禁。

大致分为初选、预选和终选三个阶段。如果被召集出任陪审员，公民不得无故拒绝，违者将被处5000加元罚金或6个月监禁。书记官宣布开庭后，戴维法官简要介绍了基本案情、控辩双方及当事人情况，阐述了陪审员的主要职责、基本流程、大致可能耗费的时间，并友情提示：本案是一起刑事凶杀案，可能会有大量血腥场景和令人内心不适的内容。庭审过程中，陪审员不得发问。陪审团达成一致意见后，便返回法庭宣布结果。

法院面向本地全体选民征召陪审员，除法律明确禁止的人员外，陪审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不同族裔、宗教，甚至包括最新入籍的移民。12人必须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这种利益分化在美国表现得更加明显，本文仅想指出话语本身并不足以不证自明，还有必要看到支持或反对者所处的利益关系。

这种去中心化的结构大大便利了终端服务创新和个体自由表达。一些信息安全问题和国家行为也往往和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巩固了运营商的非中立地位。搜索引擎是另一种低端平台，尽管它可以帮助人们找到相关信息，但未必是用户最希望得到的结果。本文并不试图为中立性找到一个规范性根基，而是希望借助历史梳理看到互联网经济不断变化的逻辑和动力，网络中立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一种声音。

在美国的网络中立争论中，也出现了纵向一体化模式和强制最低限度保障模式的分歧，这体现了效率和公平的选择冲突。尽管表面上都是对互联网不同层面的整合，内部的实效却大有不同，原因还是在于商业价值产生的源泉。

如上所述，平台型企业并未限制竞争，只是转换并优化了竞争环境，使之更能够迎合消费者需求，同时还可以利用平台权力消除不正当竞争。至此可以大致明确非中立性的思路如何主导中国互联网治理，反映在其中的仍然是条块分割的不断互动博弈。对违规从事网上业务或传播有害信息的网站（包括论坛）依法采取责令整顿、予以关闭等行政处罚措施。这种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的主张没有看到互联网的形态及其服务一直在发生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和接入服务技术的多元化。

事实上也很难说创新和消费者福利在整体上降低了。第三，云计算在技术上的成熟使互联网公司更快速准确地按照用户的地理位置信息提供本地服务。然而，如果合作的成本较高，最为理想的情况是部门自己拥有从网络到终端的纵向一体化的流水线。总体而言，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新形态提出的商业模式十分具有吸引力，即利用信息传播的零边际成本，提供免费的基础服务，而随后通过广告或增值服务盈利。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目标是在电信行业引入适当竞争，促进服务创新和信息化。例如，操作系统可以捆绑自身的常规服务，排斥竞争对手的服务。

从互联网本身的架构来看，可以粗略分为内容层、应用层、代码层和物理层，按照互联网的原初设计，这被设想成一个沙漏型结构，负责数据传输的代码层协议应当尽可能简洁，遵循端到端的原则，从而将互联网的内容、应用与创新全部推向沙漏顶部的终端。《电信条例》目前也只提到ISP要对集团用户提供平等合理的接入服务，没有涉及更广大的个体用户。

造成纵向一体化的原因除了商业模式的需求外，容易被忽视的还有原有开放操作系统与网络的安全性问题。其次，中国的ISP为国有企业，肩负盈利性和公共服务性双重职能。另一方面，由邮电部主导的电信行业因缺乏竞争，同样阻碍了创新和提高服务水平。在随后三网合一计划提出后，两种思路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工信部仍然主张合一之后统一管理新的通信网，但广电总局并不想放弃管理权，而是借此机会加强对各地分散凌乱的广电网的整合。从2004年中办32号文件下发以来，电信管理部门就不纯粹是一个业务和技术的监管部门，而是需要与其他内容管理部门合作，利用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平台，对互联网网上有害信息和公共有害短信息进行监控。也就是说，私有的互联网公司在帮助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方面做得比国有电信企业要更好，双方完全可以通过打通互联网的不同层面来加强合作。

在清理非法信息的活动上，人们默认网络服务提供商并不中立。尽管从理论上讲，和保卫现实国土安全一样，国家有义务保护虚拟空间中的国家安全，但在现实中，政府提供此类公共物品的能力较弱（绿坝软件的失败是一个典型），商业公司更加有动力开发安全监控软件确保自身产品的安全性，以免用户大量流失。

而改革最终形成的寡头局面仍然没能摆脱原来的老问题：重复建设、非充分竞争等等。但在物理层以上的层面，就很难把一些服务定性为基础公共服务，例如操作系统（除非需要证明该种系统已经影响到国计民生，需要被纳入关键基础设施而加以严格监管）。

首先，网络中立需要放在互联网变迁的背景下理解和观察，重要的是需要看到互联网价值产生的渠道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中立这个术语本身就意味着非中立性。这些做法往往以不正当竞争或垄断为名起诉。

如果说网络中立在2000年前后还是某种电信政策的话，那么在互联网迅速扩展到更多服务领域的时候，就变成了涉及范围更广的公共政策。由于握有绝对权力，运营商完全可以自己开展终端应用服务，同时打压限制较小规模的竞争者，这十分不利于终端创新。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个人电脑上的主流应用和平台被无缝移植到手机终端，保持了品牌认知度和用户忠诚度，由于ISP无法控制各种移动平台入口（操作系统、应用商店、浏览器），甚至是手机终端，这导致原来的平台战略走向滑坡，难以同互联网公司进行竞争。上一节提到的沙漏形模型容易产生两个问题：首先，不利于国家对不良信息进行管理，因为网站数量和内容太多，仅仅规定禁止性内容不足以保证实施。

另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要素则在于通用终端设备的创生能力（generativity）。为实现这一目标，互联网企业也经历着不断转型。

其次是商业行为，从1998年的福州IP电话案到各地不断传出ISP封杀P2P服务，都反映了ISP被动创新的窘境。由此可以看出一旦拥有了对网络基础设施的管理权，主管部门就很容易通过约束作为中间人的ISP间接管理终端内容，遇有突发事件可以切断同其他骨干网的互联互通。

从上面的概括可以看出，在内容治理和信息安全被放在首要地位的时期，各个专项内容管理部门为了便利，都倾向于限制本部门管理的对象，这和原来的对口治理思路是一致的：例如，尽可能地通过发布行政许可限制信息服务的准入，从而可以加强对有限数量的专门网站的监控，保持对本系统的绝对的控制力。同时，它们也帮助中小开发者找到稳定的途径开发产品和创新，同2G时代的电信平台相比，事实上提高了针对ISP的议价能力。

在iPhone出现之前，人们还很难把个人电脑终端同手机联系在一起。就横向来说，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需要通力协作处理互联网的有关问题，这更多反映了既有体制的管理方式，ISP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中立的信息管道，而是随时需要成为终端内容管理的工具，角色十分重要。这些专有通信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兴建，不断重复建设，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在这个背景下，广电部门和电信部门之间的冲突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电信运营服务商同时承担着公共服务和盈利创收的双重职责，在电话时代，其商业模式受制于传统电信运营方式，即依靠装机量和线路铺设范围。首先，免费的商业模式有助于增加用户粘性，它们在基础服务的同时不断开发各种其他应用，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可以说平台企业在中国某种程度上确立和维护了市场秩序，比ISP更加有影响力。这首先体现在对境内所有网站和服务器进行登记备案，在历次清理不良信息的运动中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对淫秽色情、黑网吧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上。

其次，一些通过终端进行的操作和应用服务容易给作为传输管道的ISP施加过重负担，例如垃圾邮件和P2P软件。在教育网和科技网，通过采取实名制管理，甚至形成了半封闭的骨干网。